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扭曲的生活

知青备忘录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历史需要合理的解释，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生产建设兵团，症结一定会通过知识青年问题反映出来，事实也正是如此。

——摘自《前言》

第十章 扭曲的生活

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朴素的外表藏不住爱美之心——破破烂烂的兵团战士之“家”——个个黄脸对黄脸——挖空心思为了“吃”——“个人问题”一二三——“生病乃人生一大幸事”

目 录

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二、“兵团绿”

三、“蓝天作帐地作床”

四、吃的故事

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生产、战备、政治学习，不断的大会战、动员会、大批判，使得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这种紧张并不是作息时间的规定所造成的，如果看一下当时作息时间的安排，会发现规定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留给个人的活动及睡眠时间不少于10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各单位经常加班搞会战，还要留出时间来搞运动、开展谈心活动、学毛著、进行军训，连里出点什么事还要临时开会，分析、批判、谈认识，半夜又不时来个紧急集合之类，于是作息时间的规定和真正的时间安排相差甚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采石厂的一名兵团战士回忆道：“每天5点半，那划破夜空的起床号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温暖的被窝，像弹簧一样蹦起来。穿衣、列队、出操；洗漱过后，是列队、点名、开饭。一个小时的‘天天读’是早上最松弛的时间。然后是艰苦、繁重的八小时采石劳动。晚饭之后，是军训、学习、班务会、晚点名。就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每周还要安排种一次菜、挖一次地道……我们好像被送进一架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早上被跌跌撞撞地送进去，晚上连滚带爬地爬出来。对我们这些昨天还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学生来说，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猛了。我们的连长，是一个有着20年军龄的38岁的军人……可以说，正是他推动着这条生产线的运转。他对战士，简直是有点冷酷。起床号过后，他会毫不迟缓地掀掉你的被子。当你在队列里接连走错，他会毫不客气地让你单独操练。他对内务的要求，不仅是毛巾成线，脸盆成行，他还不允许房间里有任何杂物，替换下的衬衣、鞋袜也一律入箱。”

农忙时期，各农业团场更是经常打破作息时间安排，挑灯夜战成为家常便饭。如黑龙江兵团四师在1971年为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展开大会战，全师总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锁头把门，烟囱站岗”，“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餐饭”；同年为了抗灾夺丰收，又组织了连轴转的大会战，有人形容道：“部队情绪像火一样烤人，革命干劲像小老虎一样喜人，抗灾斗争场面像课堂一样教育人。”满足于轰轰烈烈，却很少有人考虑实际效果。有的连队干部对下属的时间从不放过，尽量安排得满满的，让人除了想着生产和政治进步外，没精力去想别的。有的领导，在生产中实行的是“四个一点”政策：早上点，晚下点，多干点，少歇点。舍不得让大家休息。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节奏，给知识青年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多少年后人们还有谈虎色变的感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写道：我们农场的传统精神是“干”。一年365天，干字贯穿。五一节因为叫劳动节，所以这一天绝对不会休息，统统得“干社会主义”。6、7月谷物熟了，早晨麻麻亮就要下田，一直干到天黑，挑了灯再干。平常日子，吃了晚饭还要参加一个钟头的劳动，美其名曰：“干义务劳动”。

为突出集体主义，保证整齐划一，各兵团都有不少形式主义的做法，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指出：“那年头形式主义的东西特别多，又没人敢不遵。知青每次到团部开会，都要打着背包，排好队。有时半夜就得起身，把五六斤重的被褥，被里朝外打成三横两竖式，然后背上，来回步行几十里路，到后来简直像个磨盘压在肩上，年幼体弱的女知青更是受够了累。”

大多数兵团培训了号兵，用号声调动人们的行动。与军号并用的还有哨子，哨声的长短、次数，都有明确的含义。

高度紧张的节奏，当时被赞誉为“生龙活虎的兵团生活”。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人们只能机械地服从和尽量加快自己的频率。班组之间的竞赛、连队间的评比，使得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不能因为个人的生活拖拉影响集体的荣誉，由此造就了兵团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对内班组、连队是小群体，对外整个兵团就是一个大群体，无论走到哪里，一说是兵团的，马上相互亲三分，遇到困难立刻可以伸手帮一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备的弦不再绷得很紧，形式主义的一套不再吃香，再加上知识青年的思想越来越不稳定，紧张的节奏已经难以为继，领导不得不做些合理的调整。首先是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等被取消了，随后是去掉了早上的出操，真是“阿弥陀佛”！最后干脆连出工、上班也不整队前往，各人自由行动，按时到即可。为了扭亏为盈，生产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切为高产让路。大多数兵团在后期都成为高强度劳动的集合体，生产时紧张万分，“出大力，流大汗”；回宿舍后懒懒散散，乱七八糟。兵团的列车，就这样在生产建设的名义下，费力地拖着一支支疲倦的知青劳动大军向前跑。

二、“兵团绿”

外表往往给人以最初也是最生动的印象。兵团人的外表颇为鲜明：身穿“国防绿”，佩带着鲜红的领章、帽徽的是现役军人；穿着真正的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的大多是复员转业军人；蓝的、黑的干部服、工作服及各种家乡服装，穿在地方干部、职工身上：由兵团自造服装打扮出来的、间或穿出不同颜色的学生装的，是知识青年。

各兵团的地理环境不同，服装的配给各有特色，尽管有土黄、屎黄等差别，但一身黄似乎是兵团战士的统一标志。知识青年们自称兵团服装为“兵团绿”，穿上它感觉就与别人不一样。“兵团绿”的最大特点是肥大和质量差。无论是棉衣、棉裤、大衣，还是单装、衬衣，虽然有大、中、小号，但都比实际号码要宽大得多，大概是考虑缩水问题及给知青们留下身体发育的充分余地，无怪有人戏称兵团服装为“国防加强特别绿”。兵团服不结实，但经脏，可以长期不洗，甚至是越脏越破越光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对兵团服做了这样的描写：

当年多么令人羡慕的“兵团绿”，现在我却实在无法恭维了：里面是乱棉花套，肥大，没穿多久，衣襟处便肿起来，碎棉花坠在下面，棉衣像个盛东西的口袋。

刚进入冬天，许多人还舍不得穿那身值得纪念的“兵团绿”军装，更别提去穿它干活了……好景不长，值得骄傲的“兵团绿”开始毫无阻挡地破烂下去，用针线已无法克服，有人开始用颜色相像的布来补，后来是布就行，还有简便法，找卫生员要来胶布、止痛膏，一贴保平安。更有省事的，补都不用，把破布就势撕下去，远远望去，像反穿皮袄毛朝外一样，其理论根据是：“你补得再好也能看出来，我这一色白，挂掉一缕也看不出来。”

当然，领导对这些不会视而不见的，那些衣服干净而不破者往往是挨批的对象，“怕脏、怕累”，按当时常用的毛主席语录讲：农民的手是黑的，身上有牛屎，也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大家在这种教导下，不光比干活用力，还比脏，不怕脏，越脏越好，越光荣。”

在宽大衣服的包裹下，兵团战士的外形几乎都是直统统的，特别是北方地区，到了冬天，把大衣、棉衣、棉帽全武装起来之后，更是男女不辨。兵团的男士们，大多数有几件破衣服裹体就行了，夏天是汗迹斑斑的背心、小褂，甚至光膀子，冬天则是一件缺扣破口的棉袄，腰上捆一根草绳子。尽管棉袄又肥又破，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它的用处，并对它有了感情。在北大荒，棉袄被堂而皇之地称为一大“宝”：

凡下乡的知青，谁的行李里能少了棉袄。

棉袄里新外新，少不得那里含着母亲对儿子的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穿着它割豆、脱谷、扛袋入库、采石盖房、挖渠修路、进甸打草、上山伐木……棉袄不久便“开花”了。

棉袄旧了，但用途却意外地多了起来。冬天，修水利、刨冻肥少不了它。北大荒的冬季滴水成冰，可人们很少穿皮袄干活；穿新棉袄干脏活，难免有所顾忌。唯独穿着旧棉袄，不干活儿有点冷，真抡大镐正合适；既不嫌乎脏衣服，又不至于光捂汗不出活。

春秋两季，北大荒的早晚还见冰茬，赶上时序失调，清明节后、国庆节前，会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下地当然离不开棉袄。

初夏，北大荒温差大，加上当时正在讲学大寨，出工早，收工晚，常常是“早上两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上工时还得把旧棉袄披上，工间休息，往地上一铺，躺在上面正好抵挡潮气。下雨了，把它顶在头上，又成了雨衣。一件旧棉袄，挡风遮雨，铺垫休息，一年四季不得清闲，我深悟出为何北大荒尊它为“宝”。

旧棉袄和我的“友情”加深，最终与我结成了“患难之交”……我对这件旧棉袄越发珍爱了，在灯下不知缝补过多少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破了补，补了破，再破再补。后来，我由农工改做康拜因手，成了“抹油的”。柴油、机油、润滑油敞开蹭，打满补丁，浸着泥水、雨水、汗水的棉袄又加上了油垢。我们常常自嘲，“远看像当军官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地球修理站’的。”

对棉袄的感情再深，也不能初夏穿着它游行。1970年5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集合全团人马参加包头市的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大会，单装没发齐，但又要展示建设兵团的整齐划一，团部灵机一动，决定全体战士着棉装开赴包头市。黄乎乎一片，气势不小，可是热坏了兵团战士们。更让人生气的是包头市民像看怪物一样夹道围观兵团的队伍，好逗趣的小青年不断起哄，“土八路，没衣服，破棉袄，抖威风”，“捂蛆呢”……说什么的都有。现役军人们还在队边不断高喊：“注意军容风纪”。好不容易走出包头市区，人们再也顾不上军容风纪了，一个个敞胸露怀……

谁都知道，光靠兵团发放的衣服和劳保用品是不行的，所以自己都准备了服装，但是有的服装不符合兵团的风气，只能长期压箱底。在强求一致的气氛中，服式、色彩稍有不同就会被抨击为“奇装异服”，甚至被扣上“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遭到批判。尤其是年轻的女战士们，正值爱打扮的年龄，却谁也不敢穿戴得与众不同，免遭非议。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几位女知青在林中留影，其中有两个知青戴了墨镜和白色太阳帽。一天团长来连队检查工作，发现了这些照片，下令全部没收烧毁，理由是“充满资产阶级情调”。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北京女知青。收到了母亲省吃俭用买来的一条艳绿的拉毛围巾，这条绿围巾曾给她带来欢乐、温暖，但也带来了麻烦：

在邮局取包裹，我把围巾戴在头上，赢来多少羡慕的目光，那位好心的女营业员还特地把镜子拿来：艳绿的拉毛围巾，红扑扑的脸颊。但我没有忘，那红色的年代，只有资产阶级才爱美，女孩子家也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我偷偷环视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才放下心来，将围巾重新包好，顶着狂风暴雪向连队赶去。

在北大荒，这条围巾曾在箱子里躺了整整六年，只有在我上夜班时，才偷偷地拿出戴在头上。就是这样，也被人发现了，结果被连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作风，狠狠批评不说，围巾自是再不能戴了。

毕竟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正如黑龙江兵团一位知青所说：“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青年人受压抑的爱美之心逐渐显露出来。姑娘们的黄棉袄领口翻出了艳丽的内衣，小伙子们的狗皮帽子也慢慢被羊剪绒替代”。1973年，一位从天津探亲回来的知青带来一套西服，十几个知青不但轮流过了西服瘾，还特别借来照相机挨个留影。后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说法终于被抛到了一边，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穿出新衣服、新皮鞋，围上拉毛围巾，试试领导的宽容程度，一旦发现领导没有过激反应，各种式样的服装很快一涌而出。不但女青年们越来越打扮得漂亮，男士们也讲究起来。当然，所谓的打扮、讲究，在今天看来，水平是极低的，因为毕竟处于“革命化”的年代，毕竟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等着人们去干，再说兵团人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使人们享用奢侈品，吃还是被摆在头一位的问题。那些被人们视为过时的兵团鞋帽、衣服，派上的最后用场往往是与驻地附近的老乡换了肉、白面、油等，吃进了兵团战士的肚子，这就叫“物尽其用”。

三、“蓝天作帐地作床”

原有的农、军垦场被兵团接管后，由于无法容纳源源不断的新成员，都要进行扩建。新建的团场，更要大兴土木搞营建。各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的第一、二年，造房是主要工作之一，同时也是基本建投资最大的年份。调到兵团工作的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为解决突增人口的吃、住问题，在物资准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物资股的工作情况，在各兵团都可看到：

根据兵团计划，4到6月要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接“知青”3000名，加上原来的人员就接近7000人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7000人的过冬储备工作，任务非常艰巨。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冬用煤。物资股总共有7名同志，我们进行了分工。由一人管理内部帐目，一人负责调粮，一人负责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的服装，一人负责仓库管理，有两人管连队供应兼采购，我管全盘。按计划，煤炭要储备4000吨才能保证过冬。这么多煤到哪里去买？怎么往回运？这都是难题。靠当地供应，该县驻有一个师，七八个团，根本保证不了。必须要到县城去建物资转运站。经多方交涉，租赁了外贸一个靠近铁路线的大院，约有三四千平米，内有旧房20间。这就建立了根据地，上百吨货物拉进拉出非常方便，难题算是解决了一半。第二步是解决煤源问题。我们回内地联系，可以买到煤，可车皮无法解决，因为这叫“倒流”。最后决定到宁夏自治区碰碰。宁夏一是靠近车站有煤矿；二是自治区领导是部队老首长。果然我们要多少煤给多少煤，但自己要出汽车从矿上往外运，铁路运输也要靠自己解决。团里拿出6台车10个司机两个月就完成了2000吨。然后留下2台车4个人继续倒。再说车皮，我们向呼和分局报送了用车计划，但跑了几趟，没有批，后来通过粮食厅一个关系进行活动，结果8月份批了10个车皮，没到月底就全部发来了。

第二个大难题是冬储蔬菜，按当地习惯以土豆为主，但量大季节性强。从县粮食局批指标到集宁拉运，经过努力调回土豆30万斤。师部又从内地给调入大白菜20万斤。为了让兵团战士吃上肉，从锡林郭勒盟调入羊肉20吨，从哈腾公社调入羊800只，这样兵团的生活基本有了保证。

当时因是第一年，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几个人具体工作十几项，全团所有物资的采购、拉运、出库、销售，兵团战士服装的清领发放，军供、调运粮食、生产粮入库、加工、销售，人吃、马喂、籽种都得管。仅粮食一项一年要从县城调回150万至200万斤。接转粮食关系，粮食预决算等等。总之全团一切消费和建筑材料都要通过我们来完成。

“营建”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往往给刚到兵团就参加超强度劳动的知识青年来个下马威。在内蒙古，早就有“脱大坯，挑大渠，割大地”的所谓“三大累”，而营建工作首先就是从“脱大坯”开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回忆中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到兵团后第一个大战役就是脱坯盖房。那时候，年轻人争强好胜。不用连队号召，各排、各班和人与人之间自发展开竞赛。每天天刚亮，人们就赶紧起床，到离连队三四里路外的水泡子边，拉运土坯。大家你追我赶，一路小跑。那种工作热情，那种革命干劲，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激动不已……最累的活是脱大坯。每天每人定额是150块。但谁还把定额当个标准呢？都想尽力多干一些，刷新自己的脱坯记录。连续几天的重体力劳动，我的胳膊肿胀起来，疼痛难忍。尽管班长和战友们都叫我休息，但我还是咬牙硬挺过来。脱坯得两个人默契地配合。一天下来，体力和精力都快消耗殆尽。这时我正蹲着脱坯，另一位战友端着满满一叉泥来到跟前，一时疏忽，叉到我胳膊上，顿时鲜血直流。那时在兵团流行着一句誓言：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我马上用手绢把伤口包扎一下，继续干起来。

原临河农场场部，干部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加起来，只有三四百人。二十一团组建后，一批批的现役军人、知识青年和复员老兵从祖国各地汇集到这里，人口很快增加好几倍，使得住房十分紧张。基建连的任务也因此十分繁重。当时房舍的结构，都是“穿靴戴帽”。外墙从石头地基到窗框下，垒十几层砖，是谓“穿靴”，房檐又用几层砖，是谓“戴帽”。外墙其余部分以及隔墙、山墙，都用土坯砌。盖房所用的瓦工、抹灰工、木工等，是河北来的民工。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一部分当壮工或小工，一部分去脱土坯。脱坯场在团部南面的一块荒地，它西靠一条灌水渠，土质很粘，是脱坯的好原料。我们班也被分配脱土坯。

头一天，我们做坯场的准备工作。先是挖了一个大坑，疏通了渠道，从灌渠里引来了水。然后每人挖一个齐腰深的小坑和从坑底通到地面的斜道。接着又从几里外的沙丘上拉了几车细沙。第二天下午，开始和泥。推土有的用小平车，有的用独轮车，也有的用筐挑。独轮车看似简单，实际上也有技巧，开始时掌握不住平衡，推时左摇右晃，一不小心就会车倒土撒，还得重装重推。和泥时，没有水鞋，我们就用双脚踩，和好后，要再倒翻几遍。临走时在泥堆上挖一个小坑，倒上些水，以防晾干。

第三天，我们正式开始脱坯。早上6点多钟大家就起床到了坯场。站在挖好的坑里，双手从泥堆上挖一团泥，在铺好的细沙地面上，滚动几个个儿，然后扣到坯斗里。三个坯斗都扣满后，双手端起，沿斜道跑上地面，再扣在清理好的平地上。动作快的，要跑四百多趟，扣一千二百多块坯；动作慢的，也要跑上二三百趟，扣八九百块坯。下午我们又是和泥，并增加了翻坯、码坯等事情。就这样，我一连干了半个月时间……

烧砖也不容易，除了花力气外，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兵团战士初来乍到，凭着一股热情，虽然会有几次失败，烧出些似砖非砖的“二混子”，但终究不难成功，能烧出合格的砖。兵团的砖厂，除了满足自己基建的需要外，有时还可向附近的公社、城镇提供砖瓦。

在新房子没有建好之前，大量涌来的人只能挤在原来农场的旧房子、车库甚至牲口棚里；新建点的人居住条件更糟，大多是住在用油毡、茅草、木料（或竹子）搭成的简易屋棚内，或者干脆住帐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的一个连队，按“领导意图”办事，最终也没建成合适的住房：

初建连队，有帐篷两顶，大锅一口，支在公路边。

遵照兵团“当年盖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的指示，这些本应在学校读书的半大孩子开始了自己的艰苦拼搏。房子是草皮垒的，炕面是用树条铺上再糊泥。不知是连长糊涂，还是指导员不懂，这树条炕面刚一烘干，就燃起了烟火。

入冬，我们搬进了裸露着草皮的泥屋，在这四面“洞天”的屋里，虔诚地听着连长、指导员构造连队发展的“蓝图”。可当极富战略眼光的师长视察时，一眼就发现了问题。连队安在公路边不正是把我光荣的兵团战士暴露在敌人炮火的直接威胁下吗？一句话，连队西迁20里，于是又重新开始了“当年盖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

为符合战备要求，依山挖成了半窑洞式地窨子。遗憾的是到了夏天，地上总是泛起尺把深的水。没法住，只好在草甸上第二次支起了帐篷。

是年秋天，十三连和十二连合并，改编为三团四十四连。气候已经变冷，早晨开始结冰。全连180多号人还房无一间。4个排的战士分为6组，每组受命在半个月时间内弄出一栋住人的房子。战士们冒着寒风，踏着薄冰，在刺骨的寒风冰茬中和泥、拧拉合辫、脱大坯……

入冬，6栋拉合辫房拔地而起。虽然来不及糊泥，虽然顶棚没有油毡，虽然围着炉子坐，火烤胸前暖和背后寒，但总算搬出了帐篷，有了新房。

……生活上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没电也没水……后来，黑龙江省地质勘探队帮我们钻了.400米，竟不出一滴水。但这是师长为我们选好的营地，我们只能坚持在那里……

1973年夏，四十四连终于离开了战备地势甚好的那6栋泥房，以“水利连”的名义开始流动生产，继续一次次毫无用处的水利工程。熬到了当年冬天，零下40度的北国，帐篷里一切含有水分的东西全部结冰……

1974年春天，团里终于想到了我们的存在。而最终迎来的结果却只有解散，四十四连终于从三团的编制上划掉了。

“创业”不但艰苦，还有人为之献出了生命。1970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一团二十二连副连长、北京知青张志生率领战士开辟新点，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后因病情恶化，经多次对说护送回北京治疗，但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生命弥留之际，张志生留下遗言：“我建设边疆的任务没有完成，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北大荒，我要在那里站岗。”父母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北京，一半送到农场，安葬在“二抚”、“胜七”公路交岔口的西侧，六十一团党委特别发出了《向模范共青团员张志生同志学习》的号召。

如果不注意的话，人们会忽视生产建设兵团里存在着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从营地的外观就能分出等级来。兵团和师一级的司令部就不用说了，一般都有高大的楼房、宽敞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整齐的住房、大型的礼堂等，就是团部、营部、场部，也非同小可，同样不乏办公、开会、居住的宽大场所，一个“部”就是一大群颇有气概的建筑的集合体；兵团舍得花力气搞营建，无怪附近的老乡总是说：“兵团有钱呀！”但是连队呢？好一点的建上一片砖房，个别的还建个小礼堂；更多的则是造几排简易的砖瓦房，与土坯房、泥土房等参差不齐地立在一起；最差的连队，干脆就是帐篷、地窝子。营以上的干部，不但有专门的办公室，各人的住房至少是两大间或更多，大部分是专门设计并由兵团战士们建造出来的。连队的干部就无此殊荣了，连部往往同时兼有单身干部宿舍的职能，尤其是房子紧张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甚至长期同住一室。连队干部家属来了，专门安排住房，条件则因地而异。复员转业军人开始大多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不久或条件改善，或家属来队，逐渐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参加兵团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有过睡大通铺的经历，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挤在一个窝棚、简易房、车棚或是原来的牲口圈里，渡过人多房少的难关。稍微正常一点之后，四五个人挤在一条炕上的情况依然比较普遍，很长时间人们的褥子都要叠着放，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北方大多睡在炕上，但普遍不烧炕，睡的是凉炕，不少女青年因此落下了病根。牧业团场的蒙古包，居住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到了冬季，包里结冰的现象司空见惯。南方潮湿，各兵团的战士住房条件同样很差，特别是处在边境地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由于每个知识青年都有几百元的“安家费”，而兵团这个“家”的条件确实难以让人满意，所以私下的怨言是在所不免的，不时有人指责兵团把知青的安家费给当官的盖了办公室和住房，但表面上还是要“一切听从党安排”，实际上就是对不同等级待遇的承认，谁让你是接受再教育的呢，自然应该低人一等甚至几等。在团、场部乃至师部、兵团司令部工作的兵团战士，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一些，难免被基层连队的战士们视为“知青贵族”。

农牧业团场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洗澡，一般的连队很难提供像样的澡堂。夏天可以到河流湖泊中去洗涮，冬季就只能用小脸盆放些热水“擦澡”了。人们经常用“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来解嘲。卫生条件恶劣，虱子、臭虫很容易找到孳生的场所。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大多染上过一身虱子，在作报告的时候，可以称虱子是“革命的小虫”，表示自己的不怕脏、不怕苦，与老乡打成一片。但身上长虱子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虱患”曾风卷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黑龙江兵团的《兵团战士报》还特别刊出过介绍灭虱方法的文章，教训人们要多洗热水澡，招来的当然是兵团战士的痛骂和讽刺。

四、关于“吃”的故事

吃和穿相比，吃绝对比穿重要得多。生产建设兵团以生产粮食为主，吃饱肚子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由于劳动强度大，油水太少，又要按定量吃粮，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饿肚子的事经常出现。

1970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五团曾发生过“馒头事件”，一位兵团战士写下了事情的经过：

我们团是新建团，自己没有粮食，吃的都是从外地调拨来的地瓜干面和当地产的杂交高粱面。战士们已经3个多月没见白面了，又没有蔬菜和其他副食，粮本上那每月供应的3两油还经常买不到。有一段时间，甚至连盐都运不进来，我们只能白嘴儿啃窝头。那黑得发亮、甜中带着苦味的地瓜面窝窝头，偶尔吃一次还凑合，每天都吃真是难以下咽，但是连这样的窝窝头都吃不饱。

一天，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简直令我们振奋的好消息，说五原火车站有卖馒头的……出于在艰苦条件下自觉磨练自己的真诚，我认为去街上买馒头是一种害怕艰苦、不刻苦改造世界观的表现。我的看法得到了排长的赞同，我们俩在伙房前竖起一块木牌：“想想红军二万五，今日窝头不算苦。”

筑路任务越来越重，为了抢时间、抢任务，由原来大家一块混着干改为分段包干，每人每天要干两方土。一天下来，男生走路开始打晃，不少女战士累得边走边哭。

看着我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连长心里非常焦急。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把各排排长召去，宣布今后每个星期天每班可以派两个人去火车站买一次馒头（后来他为这事在团党委会上做了检讨）。其实，饭馆卖的馒头数量很有限，每次往返30多里路买回的馒头分到每人手里不过三四个。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如获至宝，每天垫补一点儿，不舍得一下子吃光。

一天晚饭后，班里小陈忽然把我叫到屋外，满脸怒气地告诉我，她放在挂包里的馒头少了一个，非让我给查清楚不行……我开始了背对背的调查，终于查清那个宝贵的馒头，是班里的天津知青小W拿的……批判会之后，排长和我连续不断地“政策攻心”，小W终于痛哭流涕地承认了馒头是她偷吃的……第二天一早，小W留在宿舍写检查，我照例带着全班出工去了……忽然，通讯员气喘嘘嘘地跑来，他一把抓住连长，大声喊道：“小W跳井啦！”……当我赶回营地，小W已经被先到的人救上来……经过一番抢救，小W被送回宿舍，连续三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昏睡的状态，偶尔醒来就是一阵痛哭，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妈妈呀！我对不起你呀！就是一个馒头！妈妈！我要馒头……”

当事者常痛苦地回忆起这件事，并不无感慨地说：“为了一个馒头，险些葬送了一个青年的宝贵生命；为了一个馒头，竟毁了一个青年的金色年华。这怨谁呢？怨小陈？怨我？还是怨排长？”

吃高粱面、红薯面窝头还不是处境最差的，最恶劣的情形就是断粮。1969年8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五连断粮，既不能向贫困已极的百姓征粮，又不能向正在孕穗的小麦下口，焦急的连长为了连队一百多号子人的生存，不得不与团部的人争吵，终于从团部求来了粮食，但得罪了领导，不久这位连长就被调离了工作。1970年秋季，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团三连断粮一周时间，天天吃西葫芦和土豆。连队仓库里存着几万斤粮食，因被团里规定为战备粮，连领导绝对听话，守着不让吃。几个饿急眼的兵团战士从场上拿回了几斤麦粒，晚上煮着吃，不想被连长发现，麦粒没吃成，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还有除夕夜断粮的，人们只能空着肚子干嚎。

粮食歉收的团场、连队，羞于吃“返销粮”，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勒紧下属的裤带。1969年粮食歉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在1970年发出了“不吃亏心粮”的号召，给兵团战士吃的是“全面粉”，就是不去麸子的黑面粉，并且规定了严格的定量，女的每天1斤，男的1斤2两。有的团场，粮食早已供应不上了，团首长还在向上级领导做保证：坚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绝不要外援！绝不吃补助！于是各连队半年多来，一日三餐清水煮黄豆，偶尔一顿包子，皮是豆腐渣掺麸子，馅是豆饼。知青们天天吃“忆苦饭”，天天得忍着。以土豆和黄豆作为主要食品，被人们戏称为“二豆”，食者难免“三头有气”：头顶生气，胃冒酸气，下放臭屁。

内蒙古兵团的歉收团场，和黑龙江兵团情况大致相同。如三师二十三团四连，第一年几乎没有收上粮食来，硬着头皮吃国家调拨的定量口粮，大家都吃不饱。“尤其是到了冬天，活儿少了，只吃两顿饭。遵照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每顿拳头大的两个红薯面窝头，一碗菜汤。而且没有任何盼头，上午这顿没吃饱，好不容易挨到晚饭，照样吃不饱，又要忍着去等第二天上午那顿饭。”

主食吃不饱，副食也很差，没有蔬菜，只能想法做汤，用来充数。在北大荒就有了很多关于“汤”的顺口溜：

汤，汤，汤，革命的汤，

兵团战士爱喝汤，

从北安到嫩江，

一直喝到建三江。

汤，汤，汤，革命的汤，

早晨喝汤迎朝阳，

中午喝汤暖洋洋，

晚上喝汤勤起床。

其他兵团的伙食同样不好。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食堂，几乎每天都是黄豆、馒头、山芋干“老三样”，吃惯了大米蔬菜的江南知青当然不习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多数连队，每人粮食月定量只有35斤，副食供应很差，食堂的菜总是清水煮萝卜、煮白菜、煮海椒，或者是冬瓜、南瓜、木瓜，同样的水煮。还有更绝的时候，没有菜了，干脆开水中丢把盐，全透明，被人们称之为“玻璃汤”。无怪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

天天早上汤泡饭，

苦菜丝瓜伴午晚，

每月吃肉一两次，

个个黄脸对黄脸。

牧业团场和工业单位的伙食情况稍好一些，但对兵团战士来说，也还是以吃粗粮为主。牧区缺菜，玉米面、高粱米以及膻味较浓的牛羊肉，往往使来自江南的知识青年感到不习惯。在工厂里的兵团战士们，完全是吃国家的定量粮，也有饿肚子的时候。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1969年底和1970年上半年吃粮大大超过定额，不能多买粮了，转向农业团求助，农业团给予的支援也只能是土豆和红薯面，于是与农业团一样，各连都有一段时间以土豆和红薯面窝头为主食。

按照国家的规定，吃供应粮的人每个月有20—30%的细粮，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自己的份额。兵团初期，是绝对标准的“大锅饭”，全连在一起吃饭，炊事班专司做饭之职。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粮食的宏观控制，也能够调整出足够的细粮来照顾病号、伤员和接待来访的客人。人们并未觉得这样做不应该。在一个集体中生活，有病的人理应受到照顾；客人来了，“客饭”是应当像样一点，总要讲点面子吧。

“得温饱而后知荣辱”。在饥饿的侵袭下，人们难免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溜进炊事班，拿几个馒头或几块肉的事，几乎到处都有。在菜窖上打打主意，搞几棵白菜，弄点土豆、胡萝卜，司空见惯，当然让领导发现的话，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累得挺不过去了，装装病号，不但可以休息还能享用美味的“病号饭”，而各兵团的病号饭，几乎都是大米粥、面条之类。更有胆大的，干脆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但兵团驻地周围的鸡狗们受到冲击，甚至还有远途奔袭，不惜跑几十里路去猎取战果，一饱口腹：

那次吃狗属于绝密行动，一旦泄密就会以“破坏军民关系”论处，因为我们的编制全称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四连一排二班”，属于“军”方。

把老乡巴图家的狗套走、勒死，然后剥皮、开膛，都是邓铁锁在野外操作的，但要煮肉必须回到班里，别处不安全。等到晚上才敢把肉切了，放在烧炕的灶火上煮，还派人在外面放哨，监视连部的动静，以防连队的干部闯进来。9点半吹过熄灯号，宿舍不能再有亮光，我们就拿被子堵在窗户上，望风的人紧紧盯住连部，直到灯灭了肉才端上来。我们住的土房里是对面两铺大炕，中间过道很窄，一盆肉放在马扎上，香气扑鼻，热气腾腾，大家喜不自禁，但是不敢大声说话。有谁夸铁锁胆大，铁锁憨憨地笑笑，甩出一句天津话：“你逗嘛逗？快吃！”第一块肉放进嘴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有种期待落空的感觉。煮肉时没放任何佐料，当晚连一小撮盐也没来得及找到。尽管如此，十几个人如狼似虎地把这条狗吃了。没有洗手的水，不敢到井里去打，只用柴草刮刮、擦擦，便钻进被窝。带着一些满足，我们度过了塞北这个寒冷的鬼祟的夜晚。

面对性格凶残、永难发福的箭猪，数月不见肉味的知青中也有人打起了它的主意。某连就发生过知青深夜窜进猪圈，从活猪身上将屁股割去一大块的惊人事件……有的知青不敢在大猪身上动刀，但是敢在小猪身上动手。他们将小猪赶往粪池淹死，然后乘夜将其捞回，悄悄煮食。结果，几乎全部中毒。我们连队的知青魄力小些，不敢冒生命之危险去求饱腹之兴奋，但也有创举，或是将一细线拴着鱼钩，钩上饰有钓饵，将钩抛于邻近老战士的鸡舍旁，待寻食的馋鸡将钓饵啄入嘴里时，躲在隐蔽处窥视的知青会猛一拉钓线，将鱼钩牢牢挂住鸡嘴，然后再一步步将欲吐不能、欲叫无声的馋鸡拉近身旁，将其脖子拧断，暗藏于屋顶或床下，留待晚上食用。还有的知青在寝室内挖一小坑，内注清水，水里撒些米饭，并插上电线，待老战士敞放的鸡来啄水里的米饭时，要么电死，要么电昏，成为知青们的美味佳肴，知青中有人戏称为“守株待鸡”。

鱼塘是挖成了——因缺少运土工具，还摔坏大家若干脸盆，鱼苗也放进了塘里。正当大家在做“鱼满塘”的美梦时，有天却突然发现塘水像泥汤似的混浊，塘里别说是寸把长的鱼秧，连只鱼虫也荡然无存。后来几经周折，终于查明前一天夜半时分，有几个男生用蚊帐把所有的鱼秧都捞捕起来，连夜熬了汤。尽管为此开了几场批判会，但鱼塘却就此一直空空荡荡，成了青蛙们的“歌剧院”。

越是条件艰苦，人们的食欲越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吃”是一个热门话题。除了这样的精神会餐之外，知识青年经常盼望的是四件事：一是真正的会餐，二是到附近的城镇去“下馆子”，三是有朋友探亲返队，四是家里寄来包裹。

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元旦、春节等，都是兵团法定的会餐时间，虽然当时有“过革命化的春节”、“以开门红迎接新年”的做法，节日照常上班，坚守岗位，但好好吃一顿还是免不了的。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炊事班的人有时要忙好几天。此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连里也让大家动手包饺子，改善生活。在苦了一阵子之后，包饺子也和过节一样热闹，所以兵团人对饺子的回忆，总是那么亲切。

除了连队安排的会餐之外，知识青年有时还有机会到连队的“老兵”、老工人家去聚餐，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了强行“吃大户”的地步。正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的邹国义所说：“‘不要脸，加勇敢’。这句话在我们连非常流行，鼓舞了很多的知青。连上的老工人被知青吃顺了，吃得一塌糊涂，血淋淋的；尽管他们不情愿，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他们不行，‘怕’字害了他们。凡老工人的红白喜事，没有哪家敢不请知青的。早先他们不懂事，知青不请自到，吃了又抢又拿，要是醉了，更是五花八门。后来他们懂事了，既然请不请都是一个样，请了多少落个人情。”

在休息日外出，到附近的城镇去找个饭馆一头栽进去，吃它个昏天黑地，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受。但是，这种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兵团的驻地，一般都远离城镇，通常往返要走几十里路。如果有顺路的汽车，可省去跋涉之苦；没有汽车就只能靠两条腿了。为了吃一顿好一点的饭，不惜步行几个小时的，大有人在。实际上回到连队后，吃进去的东西已经消耗殆尽，又是饥肠辘辘，那也值得，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云南兵团的一位知青“借曲家”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

兵团战士

发了工资就赶勐撒

就赶团部

皮鞋沙沙响

“拿波”闪闪光

全为了商店的碗豆糖……

赶街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十几个男知青逛到饭馆门前，碰上一笼刚蒸好的馒头从里面端出来；一个知青停下了，两个停下了，十几个全停了下来；终于，第一只手下了五爪，跟着十几只手都伸了下去，一笼馒头被抢了多半。饭馆的工作人员呆了，甚至没有一个人追上来要钱。

远离城镇的连队，连这样的口福也没有，只能利用探亲的时候补充了。当时国内客车上流行盒饭，火车上的乘客常目瞪口呆地看着兵团的女战士一个人一下子解决好几盒饭，叹息着说：“饿坏了！”

回家探亲，不只是个人的大事，也是朋友们的大事。一块来的同学，都希望你回家后也到他家看看，如有可能的话，再带点东西回来。带回兵团的东西，以食品为主。孩子出门在外，父母无不牵挂，好容易有人回来，能带东西去，还不是要什么给什么。当然，要的无非是食品和精神食粮——书。另外，也要给同班、同排的同志，同宿舍的战友们准备些好吃的，同甘共苦嘛。这样，迎接探亲的人返队，就成了知识青年的另一种节日。回来的人往往是大包小包，接站的队伍浩浩荡荡，有时甚至出动马车去接站。到连队，马上打开提包，该吃的吃，该抽的抽。顺便可以说一句，兵团的男知青，绝大多数都抽烟，每月的津贴费、工资，相当一部分冒了烟，这也算是一种刺激方式吧。

没有人回家探亲，知识青年也有高招，让家里寄包裹。很有一阵子寄包裹成风，得出动车去拉；错把起子当白糖寄来的事就发生过数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群男知青，曾将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改成这样：

稀饭是铁，干饭是钢，

稀饭不如干饭香……

向着红烧肉、回锅肉，

向着肥肉、向着瘦肉、向着盐煎肉，

还有鸡蛋的汤！

消息传到成都，知青家长坐不住了，一时腊肉、香肠、罐头之类食品从成昆铁路、滇缅公路上源源而来。领导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有的地方宣布一律不许寄食品，发现了没收；有的领导宣称这是给生产建设兵团抹黑，不但没收邮件，还办展览，开现场批判会，指责收件人忘了本。一位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在家信中写道：“妈妈，您来信说要给我寄点吃的东西，请您千万别寄。有的人家里给邮来点心、罐头等，通讯员从团部取来包裹，连干部就给扣下来。昨天晚上，连里开了个现场批判会，展览了一桌子邮件，说这些人忘了本，要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吃不饱，穿不暖，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批判也好，展览也罢，该寄还是寄，可怜天下父母心。时间长了，领导也懒得管了。后来兵团的生活不断改善，寄包裹的就越来越少了。

有人说：“兵团是‘共产风’刮得最盛的地方，烟、酒、糖、茶等好吃的，最是‘共产’对象，故乡来的美食大家共享已成惯例。”这是放之各兵团而皆准的真理，表现的不仅是人们之间的友情，更有豁达的心胸。有苦同当、有乐同享的道德准则，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为群体意识加上了又一个注脚。

在兵团不是没有潇洒的“吃”。会餐时“管够”，曾有一名女士创下一顿吃1斤7两米饭的纪录，另一位男兵团战士更创造了一顿吃5斤米饭的奇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野兽、飞禽、鱼类，也可以变成美味佳肴。当然，最潇洒的，还是喝酒；最令人百感交集的，是离别兵团的辞行酒。兵团初期，限制喝酒，一般在会餐时才正式供酒。但有的人需要刺激，有的人要借酒浇愁，饮酒之风逐渐蔓延。一开始下酒菜相当简单，后来居然能够摆开像模像样的宴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建设兵团的这桌大宴席，最终还是散了，兵团人分向四方。在告别宴上，当然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深深的眷恋。